第一次离开家，背着六双旧布鞋，像个独闯天涯的苦行僧，漫无目的踏上了人生之旅。在县煤机厂工作的二哥怕我走丢了，去蔡厂长家软磨硬泡多半夜，总算让我落脚煤机厂，在支农车间做了一名临时工。

    说是车间，实际上只两间低矮的简易房，一台旋床，一台刨床，两台足有六七十斤重的大铁钳，将个狭狭的小屋塞得满满当当，中间仅有一条供人行走的窄道儿。我做钳工，给一位姓梁的师傅当徒弟。

    那是我此生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，尽管只有九个月。

    工厂的警报准确无误地敲着班点，工人们穿着清一色的蓝帆布工作服，赶着八小时在各自的车间涌进涌出。我们车间十几名工人，只菊梅和我两名女工，我们朝夕相处，形影相随，连吃饭的饭票也放在一起。

    学徒出师，至少三年，仅仅九个月又能学到什么呢？只记得那时大铁钳旁放着图纸和卡尺，师傅手把手教我怎样握铁锉，怎样“脚放稳，手端平，心要专，眼睛紧盯住大铁钳嘴里的零部件，精琢细磨不差分毫”等谆谆教诲。

    我颇为自豪。在那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的年代里，能到工厂谋一份差事，连亲朋好友都会高看一眼，厚爱一层，更何况我们这些三门不出四户的山里女人。

    最让我难忘的是八小时之外，是星期天，是工厂的夜晚。

    三五成群的工友们，或洗涮一个星期攒下来脏衣物；或去厂区的操场上打篮球、羽毛球；或到郊外散步；或骑个自行车与同宿舍的女工友一起，到离厂四公里的市区串商场逛大街。没了机修车间的轰鸣，没了组装区刺耳的叮噹，厂里显得空旷而恬静，到处飘散着宽松与温馨。

     到了晚上，来自不同车间的二十九名女工友同住在一个公共的大宿舍里。常言道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，到时候，各吹各的号，各唱各的调，讲故事的，说笑话的，唱二人转的，那种热闹劲儿能把房子给抬起来，简直就是个大戏院。我与菊梅总能在这等热闹的场合旁若无人地说着悄悄话，一说就是大半夜。若遇星期六，第二天不上班，我们干脆不睡觉，躺在被窝里说一整夜的话，天亮了反而睡着了，早起不吃饭，中午十二点才起床。别人都说我们是姐妹俩，我长她两岁，可她从未叫过姐，脆声脆气地喊着我的乳名。没想到，二十二岁在小小支农车间建起的深深友情，却成了今生彼此的守候。

    好景不长，由于厂里清退临时工，只在煤机厂干了九个月的我，不得不背上铺盖卷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厂，离开了我的支农车间，离开了我的师傅，我的好友，我的那座快乐的“大戏院”。

    之后，我到公社卫生院当勤杂工。正值计划生育开始，医院领导让我干四术员，可自小特封建的我说什么都不干。在卫生院干了二十九天，我只想着快点离开，便又背起铺盖卷儿到了社办采石场，到了建筑队，搬石头，和灰泥，直到做了一名民办教师，这持续了近二年的流浪生涯才算结束。从此有了真正的关乎自己一生的事业。

    尝遍了临时工的滋味，经历了悲欢离合，才懂得机缘难得，才知道成就事业的艰难，才明白时间对于人生该有多么宝贵。

     现在，五花八门的打工仔遍布全球，临时工形成越来越庞大的社会浪潮早已涌入各行各业，多的让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给，牛得让人心顺气敞扬眉吐气。“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”是打工仔们的口头禅。

    或许在浩瀚如海的打工浪潮中，志高存远者不泛其人；或许有一些利欲熏心的私营老板还在无端克扣工人工资，还在不顾工人的健康执行着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工作日。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坚信，这种状况一定是暂时的，不远的将来，所有的私营企业也会像国企一样逐渐规范，我们临时工也会有闲情逸致的八小时之外。

    时间在沉淀着过去，也在燃烧着生命。漂流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必然，是必须要经历的生活过程，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。然而，时间不等人，转眼已百年，我们不能一味地临时，不能等到将人拖到精疲力尽时才心灰意冷扬长而去，而是要抓紧选择。选准了一项事业就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坚持才有事业，坚持才会成功。

    弹指一挥间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可我仍在思念我的工厂，我的支农车间，我的闹翻天的集体宿舍，我的八小时之外，我和菊梅用心架起的那座友谊之桥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邢台市桥东区 刘乙苏